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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承与现代中国教育
管理员:     日期:Wed Nov 02 11:02:02 CST 2011     点击:1001     回复数: 0
 
 

 

编者按:

2011912《文汇报》思想&人文版发表《孟宪承与现代中国教育》一文。孟宪承,1949年至1952年,任振华女学校董事长。特推荐此文,以纪念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孟宪承与现代中国教育

杜成宪  张爱勤

 

 

 

孟宪承(1894-1967),字伯如,又字伯洪,江苏武进人,中国现当代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早岁失怙入私塾,后毕业于常州府小学堂,考入南洋公学中院;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后因母病南归改入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清华学校英语教员。1918年考取公费留学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旋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921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先后任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校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等;1942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批聘为部聘教授。

    1951年10月16,人民共和国新建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在上海正式诞生,孟宪承主持了建校,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办,实际上是个信号,意味着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的师范大学体制的被认定。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长等;1951年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建校,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62年起,连任第三、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因“文革”开始后连遭迫害,于1967719夜病逝。

    孟宪承一生出版著、编、译作二十多种。代表作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大学教育》《民众教育》《西洋古代教育》《新中华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

   

教育学理论的逐步成熟

    1921年,孟宪承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直到1933年他的《教育概论》问世,期间,对教育学的研究始终是他学术探究的重心,他的教育理论逐渐成熟,并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和转型,其贡献主要是:第一,针对从概念出发、以演绎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教育哲学,他倡导从实际出发、以问题解决为特征的功能主义教育哲学。其次,他认为“教育学”与教育科学、教育哲学等概念存在着交叉重合的关系。孟宪承关于教育哲学的论述,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宪承倡导以儿童发展为起点与核心的教育学理论。中国自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教育学之后的最初20年里,教育学著作表现出强调体系化学科知识的特点,也即所谓“德国模式”。进入1920年代后,中国的教育学开始摆脱对“德国模式”的依赖,直接取法美国,尤其是以杜威为代表的教育学说,形成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或专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的特点。其代表作即为孟宪承于1933年出版的《教育概论》。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

    1923年孟宪承回母校圣约翰大学担任国文部主任。他上任后,除加强大学国文教育之外,将工作重点放在附中,以期从本源上解决问题。他首先从制度建设入手,规定:实行统一的中西文学级,毕业生达到新定的国文程度方可升学;加强日常教学管理,实行教学效果测试;开展国文教学研究,探讨教学原理、制定课程标准、研究教材教法、实施学力测验;编纂出版面向学生的国文出版物。这些改革举措效果显著,《申报》等上海报纸经常予以报道,取得很好的社会效应。

    在当时中国的语言文学界和国文教育界,“文”“白”之争并未消退,有主张完全采用白话文的,也有仍旧坚持文言文的,还有主张文白混合的,而孟宪承与他们都不相同。在国文教材编写问题上,他实际上提出了依据需要,分别对待,注意联系,有分有合的主张,可以看成是一种融合的主张。我们看到后来的国语和语文教材编纂,实际上体现了他上述思想中如混合文典、经典阅读等主张。

   

民众教育运动中的独特贡献

    受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精神的启发和推动,有鉴于中国实施新式教育20年而社会发展、民众生存状况依旧不如人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学者纷纷走出象牙之塔,到城市和乡村开展了一场持续20年之久的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从最初的城市平民教育运动逐渐演变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以往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记录了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俞庆棠、高阳、雷沛鸿等教育家的业绩,事实上,孟宪承的探索也值得一书。

    19299月起到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孟宪承陆续从事城市和乡村的民众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前后跨时8年。1929年秋,他应俞庆棠之邀,赴无锡担任中国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后改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1930年夏,他应浙江省教育厅长陈布雷之邀,在杭州创办浙江省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担任校长;1936年夏秋之际,他前往江苏无锡主持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以一个自治的区域为单位的民众教育实验。期间,他译介欧美国家的民众教育著作,研究制定民众教育实施方案,撰写专著《民众教育》。他参与民众教育运动自有其独到的方式,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孟宪承提出完全从民众生活出发的民众教育。孟宪承认为,民众教育是对大多数人民的教育,也应当包含失学儿童,但重点在“年长失学者”,理由是年长失学者过多,影响社会安宁和个人生计极大。民众教育就是“使民众能适应其继续不断的生活”的教育。他提出了培养民众的基本力量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民众教育目标:所谓培养民众的几种基本力量,首先就是生产和组织的力量,使民众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进而以乡村为起点,使整个民族能以自身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他还提出了民众所需要的以生计和娱乐为中心的民众教育内容。孟宪承在北夏实验区,围绕着上述方面开展了学校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地方自治与自卫、卫生保健、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民众教育试验和社会推广。此外,他还提出了行政机关、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结合的民众教育组织。孟宪承所设计的民众教育实施机构和组织包含:(1)学校式民众教育,含以识字、学文化为主的民众学校和补习学校,以提高生计能力为主的职业补习学校,以发展职业能力为主的职业学校。(2)社会式民众教育,含民众教育馆、俱乐部、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活动场所,儿童学园、青年学园、青年服务团等教育组织,演剧、歌咏、展览、游艺等活动,合作社、保甲、村庄、农场的生计合作活动。

    孟宪承的民众教育(乡村教育)探索,既不同于晏阳初用科学研究的理念开展的定县实验,也不同于梁漱溟用文化建设的方法进行的邹平改造,而是既体现了包含孔子“有教无类”、孟子“制民之产”主张在内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也体现了以丹麦为代表的欧洲民众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的精神。其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体贴”。

   

矢志不移推动高师教育

    1921年任教东南大学起至1967年去世,孟宪承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几乎都与大学相联,除担任各级大学行政负责人之外,基本上担任的是教育学教授。因此,对大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

    首先,他提出并论述“大学三理想”,表达了对中国大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孟宪承所著《大学教育》。现代大学的理想是什么?孟宪承概括为三方面:“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此即著名的“大学三理想”。与三理想相应,他进而论述了大学的三项任务,即研究、教学和推广。

    孟宪承认为,“智慧的创获”是大学的最高理想,因此,“研究”就成为大学的最高任务。他归纳出现代大学的若干本质性特点,即:发现、发明、创造;大胆地批评,自由地探索;研究的精神。他认为,大学的特点就在于“创”,而“创”应当包含师生两个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大学,教师是不竞于创造的学问、学生是不勉于独创的研究的。

    “品性的陶熔”是大学的又一理想,而“教学”则主要承担着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宪承指出,大学是一个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场所;大学是熔炉,大学的生活意味着陶熔,它强调的是活动过程,强调的是环境的影响。

    “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是大学的另一理想,而“推广”则主要承担着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宪承认为,现代人有意识地用文化来推进社会进步,而大学义不容辞地承担着这一使命。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就在于它的研究和教学,但大学还须“到民间去”,将其创获的知识推广于学校围墙之外,由此实现对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其次,他肯定专业教育“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表达了对师范大学办学方向的思考。

    1951年10月16,人民共和国新建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在上海正式诞生,孟宪承主持了建校,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办,实际上是个信号,意味着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独立的师范大学体制的被认定。然而,质疑和争议依然存在。从1956年起,“师范大学的方向有没有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师范院校如何兼顾师范性和专业性?

    对此,孟宪承表达了明确的态度。首先,综合性大学是最高学府,由它来培养中学师资本来很合适。但是,出于目前国家迫切需要中学师资的实际情况,在大学之外不得不另设高师院校。就完成培养师资的任务而言,高师与综合性大学的大部分,并无绝对区别,但在修业年限、专业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却存在显著不同。其次,“高师向综合大学看齐”,如果是指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而言,就不能认为是迷失高师院校的发展方向。第三,具体改革措施就是:增加专业课(包括基础课)的比重;适当减少教育学科和教育实习的时数是迫不得已之举;简化教学过程,强化书面作业。由此赢得一切时间来加强专业基本训练。第四,可以在必要时考虑设置若干五年制专业,如在中文、数学、物理等基本学科,或适应中学教育发展方向设置若干复合专业,如文史、史地、生化等。

    孟宪承十分了解欧美国家中学教师培养的变革趋势,但他也看到了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国情,所以提出了他对中国师范大学发展方向的意见:保留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以保证基础教育对中学师资的基本需求;在达到最基本的师范性要求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追求专业性,保证师范大学的教学和学术水准,又由此保证中学师资的质量。孟宪承的主张至今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潜心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

    1928年,孟宪承在中央大学任教授期间讲授教育史课程的讲义《教育通史》(上、下册)由中央大学出版。1931年和1932年,他的《西洋古代教育》与《新中华教育史》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19569月,孟宪承受命担任由教育部指定开设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导师,开始系统讲授中国古代教育史。这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班,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专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学科、课程和人才基础。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另外三位学者合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孟宪承晚年,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几乎成为他学术生活的全部,他于教育史研究同样建树颇丰。

    差不多是在1930年代初,孟宪承开始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学习外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19379月,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所讲授的“教育哲学”就是按“唯物论”、“唯心论”和“唯用论”分专题。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孟宪承在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决定为教育系学生开设“马列主义名著选读”,1951年正式授课,这也许是在新中国高校的教育系中最早开设的马列主义论著选读课程。19569月,孟宪承在“关于历史观”的专题讲授中,专门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孟宪承还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理论作出了系统阐述。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倡导追根穷源的学风。19569月,孟宪承开始他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的讲学。他对学生的要求很明确:“一是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多接触前人的历史文献,……二是要读一手的文献资料,知晓中国文化的源流,只有把握源,才能理解流,才能在学术界立稳脚跟,才具备发展的潜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的学风是什么?注重原始文献、基本文献。其渊源何在?即在于孟宪承的倡导。孟宪承晚年编纂出版的两种书《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和《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的倡导。也就是在孟宪承的倡导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重镇,理论和文献并重成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的重要特色;也就是在孟宪承的指导下,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中国教育史人才成长起来,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我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

    (作者杜成宪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系主任;张爱勤为上海行健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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