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双杰
——王谢长达先生和王季玉先生
袁敏事
我们苏州，人杰地灵，纵有封建枷锁的束缚，仍会代出巾帼英豪，对社会、对历史，奉献出她们的一生。王谢长达先生和王季玉母女二人，即是其中的翘楚。
王谢长达先生
先生（1848—1934）二十二岁，与苏州王芾卿结婚。王氏在北京做官，她遂随夫去京。一住多年，生了九个孩子，男：季烈、小绪、季典、季绪；女：季昭、季茞、季玉、季山、季常。子女皆未长成，王氏病殁，先生只得携孤回到苏州十全街旧宅。此时，列强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生存，风雨飘摇。鉴于志士仁人都在寻求救国之道，先生不甘落后，从此争取男女平等，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
成立苏州放足会
1901年，王谢长达先生得悉上海创设天足会，即在苏州成立放足会，自任总理。现代妇女，恐怕早已忘了缠足之苦，三寸金莲，对妇女的迫害，莫此为甚。所以有识之士都以放足为解放妇女的第一要务。先生于是为之订章程，想办法，印了许多“说贴”。苏州穷街小巷的人们，因此总看见一位中年妇女，端庄简朴，大家风范，到处挨户穿门地访问这家和那家。妇女们一看见她，都亲切地打招呼：“三太太，你看我的脚还能放大一些吗？”或者，告诉她：“我把替女儿准备的缠脚带剪断了。三太太，我听你的话，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辈吃苦头了！”她还到邻近的县城去宣传。她受到了女同胞的欢迎；但是，一些顽固的老头子，在背地里骂她有失官太太的身分。
创办振华女校
先生在接触下层妇女的过程中，看到女孩子们泰半目不识丁，深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吃人礼教必须破除。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所学校，让所有的女孩子们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解放。
1906年，先生和几位热心教育的友人：陈星昭、胡蒋振懦、周修辉、严爱贞、潘桂馨，募捐到一千数百元，用作开办学校的经费，办了一所女子两等小学。因为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故校名定为“振华”。学校办了，可是没有想到习俗所尚，入学者寥寥。为此，先生又不得不到处奔走，劝说家长。然而光有学生，缺少师资，亦非长久之计，遂于翌年增设简易师范科，培育小学师资。学生在逐年增加，校舍不够，苦于经费短缺，只能暂迁到十全街王宅馀屋。她惨淡经营，终于成绩卓著，声誉日盛。
1917年，先生年事已高，幸值三女儿季玉从美国学成归来，遂决意把振华托付季玉，并增设中学。这时连王氏馀屋也不敷应用，只能再迁到严衙前顾氏旧屋。后继有人，照理可以放心了，但那颗与振华相连的心，常使她不时要去学校看看。当学生们见到这位老太太慈祥的笑脸，迈着轻缓的步履，都喜欢走到她的面前，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太先生”。她依旧和家长们不断联系，有些清寒的学生，经她认可，就能免费入学。在她七十大寿时，她把亲友赠送的礼金，悉数送给学校，作为教育基金。其后，她又留下遗言：将所有的奠仪，作为长达清寒奖学金基金。
组织女子公益团
先生办了振华女校，但那颗为女同胞挣脱苦难的心，仍始终不渝。1915年，她积极会同苏城中西女士：杨达权、卫更新、李师德等人发起成立苏州女子公益团；团内分设德行、教育、卫生、交谊四部，公推长达先生为德行部长。先生任职后，就一再为受虐待的妇女挺身而出，保护她们的权益。有一次，她得悉望星桥附近有一户人家，男主人抽鸦片烟，抽时稍不称心，就拿烟钎子戳那个在边上待候的婢女的手心手背，戳得那双瘦骨伶仃的小手几无完肤。长达先生立即带领公益团的蒋王瑞芬等数人，迳入那人家。这时，那小丫头正跪在烟榻前，一双手被戳得血淋淋的，令人不忍目睹。团员们把小丫头抱起来，先生沉住气，先晓以人道主人，接着痛骂了那个鸦片鬼一顿。这还不算，她又拿起那根烟钎子，要叫那个烟鬼也尝尝味道。老烟鬼吓得求饶，发誓不敢再虐待婢女了。最后，先生把全家人叫在一起，讲清道理，带走婢女，送医院治疗。左邻右舍，无不称快。这一事件，轰动了苏州，也警戒了其他残害女性，为非作歹的人。
辛亥革命那年，上海、苏州相继光复，沪苏两地立即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先生虽已花甲之年，不能随队誓师北伐，但仍担任苏属队长，亲率女生百馀人，四处筹募军费，全力支持。
进入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先生年过八十，儿孙辈一再劝她节劳，可以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但她每遇公益事业，依然热心相助。在她发觉已有中风现象的那一天，她力疾参加公益团的常会。会后即卧床不起，不到半个月，1934年12月25日晚，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六。
翌年1月19日，由张一麐先生等发起，在振华女校举行王谢长达先生追悼会，蔡元培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赞长达先生作出的巨大贡献，并对王季玉先生继承母志，深表敬佩。
王季玉先生
先生（1885—1967）是长达先生的三女儿。早年毕业于景海女师，先去日本补习英语和数理，一年后去美国，考入麻省蒙特霍育克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又考入伊利诺大学，改攻植物学，获理科植物学硕士学位。
增设中学，只来了三名学生
1917年，季玉先生学成回国，接办了振华女校。第二年，她即增设中学。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还很有市场，识几个字是可以的，深造就不必了，因此，招生以后，应者寥寥。季玉先生只好亲自到一些人家去劝说动员，总算最后来了三名学生。应该将这三位勇敢者的名字留与后人，她们是：王桔芬，袁慎言，陈俊珠。季玉先生这时并不气馁，反而更加激起了她办学的决心和信心。她把心血较多的洒在那三名中学生身上；而这三名学生也个个争气，待到四年后毕业，无不成绩优异，都考进了大学。振华女中声誉鹊起。
学生在逐年增加，校舍亦一迁再迁，1928年终于在旧织造府的衙门里定了下来。其间，长达先生女季昭先生亦自美归来，协助校务；特地聘请王佩诤先生为副校长；逐渐请到蔡元培、胡敦复、费朴庵、李根源、张一麐、俞庆棠、竺可桢、贝时璋等为校董。这些人齐心合力，把那片说不定曹雪芹在里面做过梦的荒芜园地开发得焕然一新。数年中，长达图书馆、大礼堂、办公楼、矗立起来；原有旧房亦都修缮一新；四周一圉平坦跑道的大操场，绿茵如画……从三名学生起家的振华女中，如今已经是各个年级都分为双班、带有附属小学，在江南远近闻名的学校了。
“我已经嫁给振华了！”
季玉先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的学生，既敬畏她，又爱戴她；看到她一天忙到晚，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感动至深。有一次，先生课后和几名学生在谈话中，讲到婚姻问题，她希望学生既要有学识，能为社会服务，也要组织美满家庭，抚养和教育好下一代。她说：“结婚决不是享福，做太太。”一个快嘴学生脱口而出：“先生，你为什么不结婚呢？”“我已经嫁给振华了！”她庄严地回答。她接着又亲切地说：“你们不要学我。”
先生办女子教育，没有现成的途径可循，全靠摸索。但校歌中的一句话“中西文化融一炉”，道出了她的办校宗旨。她要学生开眼界，看世界，所以，既重视课堂教学，又提倡课外活动。现在常见的雕刻、绘画、国乐、家政、文艺等兴趣小组；现在常办的演讲会、辩论会、作文比赛，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就在振华推行了。她还规定应届毕业生必须在校寄宿一年，养成过集体生活的习惯。另外，宿舍里的室长，饭桌上的桌长，也都由应届毕业生担任，锻炼其领导的才干。学生毕业后，无论是走上社会，还是继续升入大学，都觉受益非浅。
雨露滋润小草，小草都想回报，她们毕业前逐渐用各种方法集资建造了一些纪念物：土阜上的已巳亭，长达图书馆东的来今雨斋，大礼堂西侧的辛未路（筑路记石碑被日机炸毁），紫藤棚和环绕草坪的道路，西花园入口处的凝怀亭，办公楼前的长达纪念碑，仙鹤喷水泉（“文革”时被毁），阶梯教室东的钟楼（大炼钢铁时拆掉。）和那所现因危房已被拆去的体育馆。它们凝聚了师生之间无限的爱。
历届毕业生中间，有许多已经成名成家，自然科学家：何怡贞、何泽慧、胡淑琴；农业专家沈骊英，医学家王淑贞、沈骥英、顾乃勤、彭大恩，建筑学家顾添籁等；作家杨绛，记者彭子冈；“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战士陆璀和王颖婉（王郓），特别是还有一名唯一的男生费孝通。但给季玉先生带来更大欣慰的，是那些普通校友对她的问候和关怀。每年寒暑假，她邀请从各地回家的校友聚会。她亲手布置会场，放上平时舍不得吃的糖果，在长桌的一端，准备好一厚叠废纸。校友们陆续来到，入座以后都不会忘记，先拿一张废纸，折成一只小方盒，以便放果壳用。早在读书时，不随地乱抛纸屑、铅笔屑的习惯已经养成。季玉先生一会儿坐在某几个学生中间，一会儿又挤到别的学生旁边，把助听器凑在她们的嘴上，听她们讲工作、学习，或婚后持家教育儿女的情况。她还指定一位校友作纪录，日后她再细细回味。
她嫁给了振华，振华给她带来了众多的女儿，亲如骨肉。
改名换姓，不领“良民证”
1936年是振华的而立之年，先生曾有更上一层楼，再办振华女子大学的愿望，谁知翌年暑假就燃起了抗日的烽火，从此再难实现。
敌机在8月15日就来轰炸苏州，形势紧迫。季玉先生当机立断，把学校最重要的图书仪器等装成八十馀箱，运到洞庭东山，藏于农家的复壁内。她自己也避难东山。不久苏州沦陷，敌伪在振华原址，成立所谓的苏州女子中学，千方百计想裹胁季玉先生去任校长，先生不为所动，继续隐匿在东山。东山镇上亦被日寇占领，老百姓被迫去领“良民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先生毅然不顾，决心不做日寇的顺民，不惜改名换姓，也决不去领那张“良民证”。她在一所小医院里做化验员，用以维持清苦的生活。
境况艰难，但先生仍无时不想到学校，一旦许可，她就想方设法，在上海赫德路借振萃小学校舍复校，聘请校友杨季康（杨绛）、陈浣华为校长，尽量由老教师和校友们来执教。她自己有时也冒着旅途风险亲去上海指导。1941年日寇入侵租界，学校才被迫停办。
其间，她还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不时回到苏州。她在学校西隔壁租了间小屋，使她隔墙可以望见学校的西花园，还有因做过伤兵医院而被敌机炸毁的大礼堂西南角，弹痕狼籍，使她心痛。她的健康因亦受到损伤，从此有了吐血毛病。1945年8月，日寇投降，她在东山听到胜利的消息，迫不及待赶回苏州，讨回校舍，筹备复校，一连串的事情，忙得她不可开交。终于，振华女中又在十月下旬开学了。时年，季玉先生正好六十岁。
费孝通回忆：一只红肿的手
复校一年，1946年10月18日，迎来了振华的四十周年校庆。这一天，参加庆祝大会的人们，都拿到了一本沉甸甸的纪念刊。刊物不是铅印的，是用钢板刻写油印而成，像一份讲义。这本在艰难中诞生的纪念册，宛若先生俭约朴实的模样。但内容充实，有质有量。有陶行知先生的演讲词，有校友、教师、学生的文章，其中一篇题名《爱的教育》的文章，出之校友费孝通之手。他回忆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天，上课时，看到一只红肿生冻疮的手，在黑板上书写。他那时怎么也不知道，三先生（当时学生对季玉先生的称呼）每天在清早要在冷水里洗衣服！这只手给他，也给所有振华的学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季玉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俭朴生活，实属罕见。她每月仅领一份起码的生活费，把应得的工资存放在学校，作为扩建学校和资助教职员工生活困难的基金。她一身布衣，床单、衬衣都是补了又补，但洗得雪白，穿着整齐。她的卧室，是小小的一间：一张单人床，床前放一只老式矮柜；窗前一张半桌，边上三只骨牌凳。学生们只有在她生病，要去她卧室上课，才能看到这样简单的卧室。她们都无法相信，这就是堂堂中学校长的公馆。她自己不要钱，但是学校要钱，于是她四处奔走，化缘募捐。她的挚友戏称她为“叫化校长”，她笑笑，觉得这个称呼很好。
她要回头再去研究植物学
季玉先生自1917年学成回国后，曾两度出国。1926年10月，教育家俞庆棠先生推荐她出席在檀香山召开的国际会议。她借此机会去美为学校募捐了一笔经费。1948年，她又去美国参加母校蒙特霍育克女子大学的校庆，领取了荣誉奖金。会后，她去哥伦比亚大学旁听教育学。她年老重听，戴了助听器上课，好学不倦。
1949年苏州解放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她衷心喜悦，立即准备回国。亲友们劝她缓行，她毅然不顾，搭上一艘运洋轮，绕道东北回到祖国。旅途中历尽艰难，因此一到苏州，看见振华安然无恙，她喜极而语：“我是拼着老命回来的。”
1953年，私立振华女子中学由政府接办，改名苏州女子中学（后改江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今为苏州市第十中学）。尊重季玉先生，仍请她任校长。直至1958年，先生已年逾古稀，重听更甚，始照顾她的健康，给予名誉校长的荣誉，让她离开学校。
她一生办教育，然而，当初却是学的植物学。现在教育事业可以不必她再操心，于是想起了当年读书时的理想。她向上级申请：虽然已入暮年，仍向望着发挥放弃已久的专业特长，她要回头再去研究植物学。省里满足了她的愿望，先后安排她在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杭州药物试验场做研究工作。苏州校方亦为她在校中留了一所房子，便于她能回苏居住。
1967年3月14日，王季玉先生病逝于杭州，终年八十三岁。遵照她的遗愿，将骨灰安葬在六和塔畔的钱塘江中。滔滔不绝的江水，带着她的英灵，长流人间。
季玉先生生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省市两级的人民代表。
1979年5月12日，苏州市教育局在市十中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王季玉先生追悼会。那天大雨滂沱，与会者俯首默祷：安息吧。先生！
明年正是振华九十周年校庆，市十中准备庆祝；历届校友亦已把校友会重新组织起来。我相信所有振华的师生，甚至众多的苏州人，都不会忘记我们尊敬的“太先生”和“三先生”！
注：本文刊于《苏州杂志》1995年第五期。作者袁敏事为振华女中1931年高中毕业生，多年担任王季玉校长秘书，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