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相通
王 勤
非常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参加苏州市的高中生论坛。走进熟悉而又充满灵气的校园，看到那么多青春焕发的同学，感到十分亲切，一下子将我拉到30年前。
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这里。不久前，十中的赵书记、谢校长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回母校给同学们作一次报告，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回报我的母校。我在十中生活了5年（1973－1978），遇到许多好的老师（钱振邦老师、童英可老师、刘唯一老师等），留下许多美好记忆。首先要表达的是，感谢老师的教诲，感谢母校的培育。我非常幸运在如此美丽、恬静而充满人文底蕴的校园度过我的青少年时代，并为自己毕业于这所百年名校而感到骄傲。
去年10月，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感慨颇多。一百年前王谢长达先生播下的一颗爱国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与付出，成就了今天的十中。我在十中读书的时候没有校史教育，所以回校参加百年校庆的过程，也是我“补课”的过程。创始人的远见与艰辛，王季玉校长的终生付出，特别是一句“我嫁给振华了”，让我泪眼模糊。记得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有一个情景印象非常深刻，创始人后代上台接受学生献花，场下白发苍苍的老校友高声呼唤：“谢谢，谢谢”，十分感人。
我1978年考上浙江大学，一直在浙大学习、工作至今。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所学校（十中、浙大）的百年校庆我都赶上了，非常幸运。
在十中百年校庆纪念会上，柳袁照校长致辞中特意提到了竺可桢先生在母校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我希望七十年以后，那时的振华女校已是规模大为扩充，创办人服务的精神已充满全国，在座的同学已经九十之年，到那时，再来此地庆祝母校百年上寿。”
我当时在会场，心情非常激动。因为竺可桢先生是浙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校长，也是最受人敬仰的校长。在浙大校园，有竺可桢铜像；走进浙大的任何一个校区，都会看到竺可桢先生的两个著名的问题：“到浙大来干什么？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浙大有一个优秀学生向往和云集的学院——竺可桢荣誉学院，获得竺可桢奖是浙大学子的最高荣誉。
1936－1949年，竺可桢先生担任浙大校长期间，是浙大历史上十分艰难困苦的岁月，也是浙大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页。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竺可桢先生带领浙大西迁，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浙大不仅坚持了办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大师云集，其学风之严谨，科研水平之高，令人惊叹不已。浙大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赢得了“东方剑桥”的美称。而竺可桢为浙大定下的“求是”校训，倡导的求是精神，成为浙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发展的动力。
我一直对竺可桢校长怀有崇敬之心，我在读《竺可桢日记》和《竺可桢文集》时，常常有一种“走近高尚的灵魂”的感觉。我没想到在中学百年校庆的纪念会上，会听到竺可桢先生在70年前对振华学子的期望与祝福。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回杭州以后，我读了竺可桢先生演讲的全文。竺可桢先生在演讲中，代表浙大欢迎振华的毕业生多考浙大。他说，“因为浙大和贵校有相同的一点，就是学风之淳朴。”确实，十中与浙大的缘分，不仅在于浙大最著名的校长是振华女中的校董，振华校董中的蔡元培、贝时璋、章太炎等都与浙大有渊源，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相通。
十中前身振华女校诞生于1906年，创始者以“振华”命名，意味着将以振兴中华为职志，从普及教育、启迪民智、培育人才入手，为国家作贡献。浙大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诞生于中国人图强变革的风云年代，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走的也是教育救国的道路。
王季玉校长当年要求振华毕业生实践这样的准则：“去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做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去最需要你的地方工作”……事事尽义务，身体力行“服务精神”。又说：“没有勤奋的精神，没有健全的体格，没有良好的纪律，就是有了高深的学识也是枉然。” “实事求是”是季玉校长训话中提的最多的。今天，十中在前人“诚朴仁勇”、“严谨求实”的基础上，提炼出一种“质朴大气”的教育精神。
而“求是”正是竺可桢先生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竺可桢校长曾经说过：“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求浙大毕业生在为社会服务中“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之辽远和困苦。”希望“大学生入社会后，应人人负起责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
无论是十中还是浙大，都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是具有“大气”、能担当“大任”，“志存高远，心怀天下”的人。我有幸在这两所百年名校中学习、工作、生活，“诚朴仁勇”、“求是创新”的精神一直熏陶着我、激励着我，成为我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苏州十中1978届校友。本文为作者2007年3月31日在苏州市首届高中生论坛上所作报告《志存高远，激扬青春》的部分内容）